“1971年2月的一天上午，你们把材料先放下——”江青合上那份结婚申请，语气带着几分不耐。屋里瞬间安静，负责送件的中办干部悄悄把门带上。申请书上财富策略，李讷与徐××两个名字并排，日期只有两天前，一切显得格外仓促。
在那个政治空气紧绷的年份，中央一级干部子女的婚姻必须走组织程序。文件先送到中办，再呈汪东兴，最后递到毛泽东案头。流程看似冷冰冰，却避免了走后门。毛泽东一向主张子女“和普通群众一样”，这规矩，也正出自他的坚持。
江青的犹豫并不出人意料。她对这桩婚事的第一个疑问是出身：徐××父亲曾在工地开铲车，母亲是缫丝女工，家庭清白却毫无名气。江青希望女儿未来的丈夫能在政治舞台上帮得上忙，而不是再添一副担子。很多年后，知情人回忆，那天她大概看了申请书三分钟，却迟迟没落笔。
同一时间，毛泽东正在游泳池边批文件。秘书递上申请，他扫了两眼，淡淡说了句：“年轻人的事，让年轻人自己拿主意。”随即在签批栏写下十个字：“孩子结婚，我们不宜干涉”，并加了一句“转江青阅”。字迹遒劲，落款时间写的是“二月初七”。
李讷其实早有准备。她在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时与徐××相识。那年深秋，干校集体割稻，她因低血压晕倒在田埂边。徐拎着暖水瓶跑过来，扶她坐下财富策略，一句“喝点糖水，别硬撑”让她记了很久。后来两人一起修梯田、挑粪、看露天电影，感情就这么悄悄生根。
李讷的成长轨迹向来与父亲的战火记忆交织。1947年西北转战，她被毛泽东背在身上，一夜行军四十里，没有哭闹；上小学时，食堂黑豆熬得发苦，她硬是和战士们一起咽下去。凡此种种，让她对“出身”“地位”看得极淡。遇到徐××后，她更认定：“人品比背景重要。”
江青迟迟不表态，干校里却风声四起。有人劝李讷再等等，“首长夫人终究得点头”。她摆手：“父亲同意就够了。”一句话干脆利落。其实，她已将父亲回信抄在日记本上，天天翻一遍，以此压住心里的不安。
2月底，江青终于在申请书上批了三个字：“可以考虑。”态度算不上热忱，但形式上已放行。文件回到中办，当晚汪东兴批示：“抓紧办理登记。”随后，婚期定在3月初，没通知任何记者，也没下达拍照指令，一切从简。
婚礼那天，北京还飘着雪。参加仪式的只有十来位同事与两名值班警卫。院子里没贴大红喜字，礼堂里的桌布也是淡绿色军被改做。饭菜八个：豆腐炖鲤鱼、青椒炒肉丝、白菜炖粉条……样样家常。最抢眼的，是路来谦带来的一个白色包袱。包袱里，三十九卷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整整齐齐码好，附着一封信：“多读，多想，把主义的火种传下去。”落款“父”。
短暂的甜蜜后，现实并不温柔。徐××调到河北学习，两地分居；李讷怀孕反应剧烈，常住院输液。一封封书信代替了夫妻相处，误解与摩擦也随之增加。孩子出生不到一年，两人分局同居。1973年春，经组织多次调解，这段婚姻还是画上休止符。
有人说，如果江青当初痛快点，或许结局不会如此；也有人认为，性格和生活节奏的差异才是主因。档案材料显示，两人离婚时没有财产纠纷，也未互相指责，倒像是完成了一次“任务”。1976年毛泽东逝世，李讷情绪跌入谷底，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北京郊外一处普通平房里独自生活，日子清苦，却始终按父亲要求“自己拚”。
八十年代中后期，李讷渐渐淡出公众视线。1985年，她在李银桥撮合下与王景清再婚，这一次，她没有再走任何“组织程序”，只是按民政部门最普通的流程登记。熟人打趣：“你可是主席女儿，婚礼不铺张？”李讷笑笑：“家庭生活，越普通越踏实。”
回头看1971年的那张申请书，除了整数日期和盖章外，再无多余字样，显得干净利落。毛泽东那句“我们不宜干涉”，既是对女儿的尊重，也是他多年家教的一以贯之：政治要坚定，生活要普通，切莫仗着姓氏去要特权。这份原则，李讷此后一生都没违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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